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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史系列(1)-關於台灣傳播史的研究

(一) 、陳世敏(1970)。〈報學半年刊的內容分析〉 陳世敏(1970)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報學》半年刊第一卷第一期到第三卷第十期,共十七年的文章,解析《報學》登載文章分析的趨勢。發現《報學》登載的文章趨勢與Schramm 分析《Journalism Quarterly》所得結果大致相同。研究結果如下有四: 1. 定量分析的論文篇數,十七年來雖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增加幅度不大,其中大部份是譯介的性質,缺乏以國內情況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報告。 2. 行為科學方法應用日趨普遍,有明顯的增加趨勢。《報學》第一卷中採用人文方法與行為科學方法的論文篇數比例約為四比一,第二卷為二比一,到了第三卷差距縮小到三比二。 3. 從對著名記者的研究到過程與結構的研究。前者佔的比例持續減少,後者比例持續增加。增加的主題主要為「報業與社會的關係」。 4. 有關台灣報業的文章,數量與世界報業與報業制度的文章相當。這兩個主題的文章總數約佔《報學》總篇數的一半,且從第一卷到第三卷,比例十分穩定。 (二) 、楊孝濚(1977)。〈傳播研究在台灣的發展〉 該研究以傳播的專題研究與碩士論文為對象,以內容分析法篩選出符合其定義的「傳播研究」加以分析,同時也回顧了1954年到1977年台灣傳播學的發展。他將台灣傳播研究分為「早期發展」、「擴張」、「迅速發展」三個階段,依據的是從1964年到1974年傳播研究生產的數量,這十年中符合其定義的傳播研究共七十篇,1964到1970年的七年有十二篇;1971年到1973年為擴張期有三十四篇;一九七四年這一年為急速發展期,一年內有二十四篇研究報告。此文記錄了台灣早期的傳播學書籍出版成果。 (三) 、朱立(1978)。〈開闢中國傳播研究的第四戰場〉 該研究分析《報學》、《新聞學研究》與政大新聞研究所的論文,以《報學》一卷約五年的時間為一個階段,分析其內容趨勢,結果發現除1951年一月到1956年十二月的第一卷報導外國新聞實務媒介發展的文章佔二成五之外,其餘第二、三、四、五卷中報導國外新聞媒介發展的文章都在四成以上;與我國報業有關的文章,以行為科學方法處理者,只佔全部文章的3.9%;討論民國以前新聞傳播的文章,只佔3.2%。 朱立歸納出1967年五月創刊到1977年五月第十九期為止,《新聞學研究》論文三個時期的趨勢:1.1967年到1968年多以報業發展或報業面對的問題為主,也引介外國資料與狀況。2.1969年到1973年,此時討論台灣傳播狀況的論文,已有顯著篇幅以行為科學與定量分析著手。討論其他國家的傳播問題的文章比例,相對降低。3.1974年到1977年,討論本土問題的論文激增。 而1956年七月到1976年七月為止,政大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的趨勢。1956年到1962年,只有百分之九點三的論文以中國為題材,量化分析佔四分之一。再者,1963年至1968年,量化研究及歷史研究仍少,多為談論我國報業發展。1969年到1973年,量化研究佔半數,與《新聞學研究》的趨勢大致相同。最後1974年到1976年全以我國為題材,且都應用行為科學或定量分析方法。 朱立分析了《報學》、《新聞學研究》與政大新聞所的論文後,指出過去台灣的傳播研究偏向「報學的實務研究」、「以應用科學或定量分析方法來研究我國新聞事業或人際與社會的傳播活動」與「歷史研究」等三個方向。 (四) 、楊世凡(1985)。〈臺灣大眾傳播學術研究之表析(民國五十三年至七十四年)〉 該研究大規模收集1964年到1985年以社會科學方法完成的實證研究,就其研究主旨、研究方法、文獻理論、架構變項等四方面,以內容分析法進行深度排比分析,其中若題材為理論評述者,必須有贊助單位才納入分析範圍,獨立完成的不加以分析。楊世凡資料收集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專業學術期刊、期刊論文、出版物國科會、新聞局等單位的專題研究報告和政府出版品目錄等多種管道,來了解國內傳播研究知識體系之累積淵源及整體趨勢之演進,發現多是媒介效果影響研究、傳播與國家發展,而閱聽人動機及使用行為研究、政治傳播(政治社會化研究)與形象研究在八○年代鼎足而立。 (五) 、祝基瀅(1986)。〈我國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研究現況之分析〉 該研究為祝基瀅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我國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研究現況分析」,調查1970年到1985年我國新聞及大眾傳播研究人口(指在大學或專科新聞傳播科系專任或兼任教職者)、傳播學系與社團活動、新聞及大眾傳播學專題研究經費來源及研究成果,以及我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術期刊論文分類統計。共計建檔分析一百三十六個新聞傳播研究計畫。 統計後發現,社會變遷與現代化研究、閱聽人分析、媒體表現、傳播政策這四個研究主題依序為前四個比例最高的研究主題。而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則以社會調查法為最多,共有七十三篇,佔70.87%,可見當時的研究方法仍由實證典範下的主流方法-社會調查法所支配。 而根據他的觀察,這十五年間台灣的傳播研究在主題上有顯著的成長,例如1960年代的媒介效果、1970年代的傳播與國家發展、現代化理論等,1970年代後期的議題設定與1980年代的使用與滿足等,他也列出了十一項台灣重要的研究。 (六) 、汪琪、臧國仁(1992)。〈台灣地區傳播研究初探〉、(1993)。〈台灣地區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汪琪與臧國仁(1992)以內容分析法,分析了1956年至1989年間完成的碩博士論文、1964年到1985年完成的研究計畫、《報學》半年刊第四卷到第七卷,接續陳世敏(1970)先前所做的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分析。結果發現,由1956年到1989年間,台灣各新聞及傳播研究所畢業生完成碩士論文四百三十一篇,博士論文兩篇,若以每五年為區分,論文呈持續增加的趨勢,又以1986到1989年這四年中增加得最快,這與文化大學、輔仁大學相繼設立研究所有關(汪琪、臧國仁,1992)。但這些大學系所的建制,除了使得學位論文大幅增加外,師資與學生人數的增加,是否也進一步反映到傳播學書籍生產的質與量上,則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以主題來看,媒介實務在早期的碩士論文所佔比例最高,其他如傳播歷史、傳播法規、外國傳播等主題,均曾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在1970年後,大眾傳播,及與其相關的閱聽人分析、傳播與發展、政治傳播等,形成主要的研究主題。近年以媒介實務為主題的論文雖然再度增多,但取材不再限於傳統的新聞寫作或道德問題,諸如編輯流程電腦化等均是研究題裁(汪琪、臧國仁,1992:400)。 傳播與發展的主題在1971到1975年這一個時期達到20%的高峰後,逐漸下降。到了1986年到1989年時,竟只剩下一篇。博碩士論文研究主題多元化,是汪琪與臧國仁分析後發現的一個趨勢。說服傳播的主題,過去的論文多研究宣傳的策略或機構。1980年後,不但廣告研究數量增加,公共關係的論文也開始出現。過去三十餘年的博碩士論文主題,以大眾傳播類佔的比例最大,高達百分之二十八點六三,共一百二十四篇;若將媒介實務、傳播與發展、閱聽人研究、研究方法及大眾傳播合併計算,則廣義的大眾傳播類,佔所有主題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五十八點四一。大眾傳播之外,說服傳播佔百分九點九三、傳播歷史佔百分之七點三九與外國傳播佔百分之六點九二,是較為常見的主題。 在研究計畫的分析,汪琪與臧國仁採用祝基瀅(1987)收集的研究計畫資料,但汪琪與臧國仁將主題分類改用上述分析博碩士論文時的主題分類,結果亦與博碩士論文分析結果相去不遠,大眾傳播與閱聽人分析就佔了百分之四十四點四,達五十九篇,若再加上傳播與發展,則比例就突破五成。其餘類目除了政治傳播有十三篇,佔百分之九點八外,所佔比例都不明顯。以年代來看,1970年以前完成的計畫數量相當有限,1970年後,不但數量成倍數增長,且增加最多的項目均在與大眾傳播相關的類目。 (七) 、羅文輝(1995)。〈台灣傳播研究的回顧(1951-1995)〉 羅文輝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傳播學的主要期刊,把台灣的傳播研究發展歷程分成四個時期:萌芽期(1951-1965年)、發展期(1966-1975年)、成長期(1976-1985年)、擴展期(1986-1995年),分別說明各時期的重要傳播研究與學門發展。其結果發現1976到1985年間,傳播學研究實證性的論文數量達至高峰,到了1986年後則有下降的趨勢,和1966年到1975年的比例相近。 (八) 、程宗明(1998)。〈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 該研究突破性地採取政治經濟學的取向,以宏觀角度概論台灣傳播學研究的發展史,分析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國際心戰宣傳策略與台灣傳播研究發展的關係。他援引豐富的史料,論證台灣傳播研究是在美國資助下逐步形成;而傳播實務界的廣播電視商業經營體制,更是美援為扶植台灣的反共心戰體系,與實證主義的傳播研究相互動後產生的。 (九) 、許峻彬. (2000)。從書籍出版分析台灣傳播學的發展(1947-1999)、陳世敏(2001)。〈半世紀台灣傳播學的書籍出版〉 這兩研究原為一國科會計畫,後經兩位作者分別著述出版。本研究描繪近半個世紀臺灣傳播學領域之內的中文書籍出版的數量和性質,以協助瞭解傳播學在台灣的研究、教學和傳播產業的部份生態。採用內容分析法,以書籍出版品為主,挑選政治大學圖書館所有館藏中與傳播學相關的分類號,在台灣以中文印刷形式出版的書籍,1947年到1999年共計一千六百四十三本。並建構了「內容主題」、「作者背景」、「出版單位分類」、「書的性質」、「原創程度」等類目,依照台灣各大專院校建制傳播與新聞科系的時間劃分「年代分期」,依據內容分析歸類的結果,利用統計方法的次數分配與交叉列表,從書籍的出版分析傳播學在台灣的發展。 結果發現,近五十年來台灣在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成果,主題以媒介實務與新 聞專業技術、廣告與行銷等兩類居多;來自傳播實務界的作者,在對傳播學書籍數量的貢獻上拔得頭籌,在大專院校專任教職的傳播學術界人士居次,可見傳播學由新聞實務界研究新聞學衍生而來的濃厚實務性格;書籍的出版總量則遲至一九六一年後,才突破每年十本關卡;書籍以創作居絕大多數,翻譯的書籍還不到兩成,書籍的性質則以專論最多,教科書次之;出書最多的出版單位為一般商業性出版社,但非營利的新聞專業團體或基金會,如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廣電基金與嘉新水泥文化公司基金會,在不同年代迭有貢獻。各年代分期中,前述在總量上居大宗的傳播專業技術書籍仍然高踞不下,早期先是新聞專業技術書籍佔絕大多數,到了晚期,廣告、行銷與消費行為的書籍取而代之,形成傳播學書籍的熱門焦點主題;傳播學界與傳播實務界在書籍著作的主題方面,呈現相去不遠的趨勢,大致都偏好以專業技術或大眾傳播為主題,顯示台灣傳播學界仍待加強深耕基礎的學術主題—如傳播理論、傳播哲學與研究方法等。 (十)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 該書以政經結構與典範轉型途徑,關注社會權力脈落行動者的實踐,將台灣的傳播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反共復國為主要目標(1954-1960)、以國家發展為普遍目標(1969-1989)、「向全球轉」?或「向地方轉」?(1989-),當中反思了台灣學院內傳播學知識生產的歷程,探討在特定的權力關係下,相關場域的邏輯如何對傳播學術施壓與設限,在壓力與限制下,研究社群又如何觀察社會、觀照社會,並定為自身,最後討論傳播研究社群在未來應如何在普遍主義/脈落主義、專家/公共知識份子之間尋找出路,以發展出契合在地風土民情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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